今年7月，在一份事迹材料上“认识”了孙炎明，让记者难以置信的是：一个身患脑癌的人，何以能常年坚持奋战在基层一线？难道他的家人漠不关心他的身体？而所在单位的领导又不近人情？
近日，记者来到位于东阳市城郊的看守所。迎面走来的孙炎明让我颠覆了对一名癌症患者的印象，他微笑着走来，说：“嗨，其实没什么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！请别把我当病人！”旋即，带记者来到他办公室，转身间，他的后脑勺上一块巴掌大的伤疤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坚强、乐观和淡定。
“其实，我没什么好写的，我所做的就是一名普通看守民警的工作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脑癌患者，可以在家养病不用来上班，可在我看来，这没什么，我觉得只要这样正常地工作着，我很快乐，也很充实。请别把我当病人！”朴素的“开场”让记者的采访“无从下手”，索性做一次纯粹的聆听和记录。
“我给了自己有1个小时的悲观”
2004年，是我在看守所工作的第5个年头，正是最得心应手的时候。记得是春天，我的左后脑勺出现肿块，有点红，有些痒。爱人催了我很多次去看病，可是所里工作忙，我拖了2个月才去义乌市人民医院，在门诊做了一个手术。
几天后，医生打电话到我家，想找我的爱人，却碰到我接电话。他说话吞吞吐吐，似乎有所隐瞒。我告诉他，你和我说实话，我可以承受。这位朋友医生最后无奈地说：是脑癌！必须尽快再次手术。
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是我40多年岁月中最难受、最黑暗的一个小时。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傻傻地坐在沙发上，不说话，没有动作。一个小时后，我告诉自己：手术，然后战胜癌症！
那个夏天，我的女儿孙扬飞正在备战高考。相对于别的高考生来说，女儿要小整整2岁，又是在宁波读高中，当地举目无亲。躺在病床上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。
我生病的事情，知道的人很少。我没有告诉父母和其他亲戚，不想让他们跟着一起担心。对女儿，更是电话中“连哄带骗”，直到她高考结束。
其实，在得知我得脑癌的同一天，爱人就去了单位，向领导请假，希望能够一起向我隐瞒病情。他们没想到，我是第一个知道实情的。
手术出院后不久，我就去上班了。我不喜欢医院的环境，癌症病房里，每天都有哭哭啼啼、生离死别。而看守所的工作，我能够在这里找到快乐。
“如果我不工作，生命不一定能延续到今天。”
都说看守所民警压力大、责任重，出事的偶然性也多。但我依然热爱这个工作，更确切地说，我热爱警察事业。你想，我是高中毕业考上警校，然后分在基层，这28年来，我没想过要离开这个队伍的。
大多数时候，我不和别人说我的病情，倒不是我惧怕它，而是不想让别人把我当成病人。
领导和同事一直对我很照顾。我第一次做完手术上班时，领导不安排我值班，我提出来，不需要照顾，有工作尽管分配。我很清楚，老天给我的日子不会太多，多活一天都是赚的。
2004年开刀时与我同病房的几人，都已相继去世了。有一次，偶然遇到给我做手术的医生，他开玩笑说：老孙，你怎么还活着呢？那时候，我就觉得自己是幸运的，多活一天，就要快乐地活，像正常人一样活。
我管的监室里，常会有一些重罪嫌犯和死刑犯。这些人，是最难管的，他们往往不服从管教，要么性格暴戾，要么悲观沮丧。对于这些监管对象，我的做法，就是在严管的同时，多关心他们，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，一点点地拔掉他们身上的刺。
2008年，故意杀人嫌犯安徽人叶某被羁押在我们看守所，起先并不在我管理的监室。意识到死期将至，叶某经常在监室里大喊大叫，不服管教并屡犯监规。悔恨和惶恐等各种情绪也纠结在叶某心头，他想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我仔细问案情、看卷宗，深入分析，查找症结，主动要求将叶某调到自己负责管理的监室。一连三天，我不断找叶某谈心，帮他化解心中的不安和惶恐。
叶某感动了：“孙管教，我知道你身体不好，但仍这样关心我这个罪犯，我向你道歉。今后我一定遵守监规、服从管教，不给你添麻烦。”他的情绪再没有出现波动，更没做出违反监规的事。
被执行死刑的那天，叶某要求见我最后一面。“孙管教，这些日子给你添麻烦了。谢谢你，你的恩情来生再报。”
监管工作就是这样，看似辛苦、枯燥，其实也有着许多的快乐。我总想，如果我能在有生之年多拉别人一把，多挽救几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，那该是多大的功德啊。
有时候，我也拿自己举例。去年，一个东阳小伙子因盗窃摩托车被刑事拘留后，他想不开，整天嚷嚷着要寻死。
我把他叫出监室，带到教育室，扭过头让他看看我后脑的疤痕，问他：“你可知道我这后脑的疤痕是咋回事吗？我得的是脑癌，是开刀留下的。我现在跟你谈话，说不定明天就死了，可我今天仍要好好过。你还这么年轻，知错就改，以后的日子会过好的。”
他愣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以后，再也不说自杀的事情了。
我在看守所10年了，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，很平凡，许多人做得比我更好。我努力工作，并不是因为我是拼命三郎，而是因为我热爱这份工作。如果我不工作，我的生命不一定能延续到今天。
“不让别人把我当病人，快乐生活，不留遗憾。”
踏入孙炎明的家，是一种久违的亲切。一间不足90平方米的套间，房子的装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，却洋溢着温馨。他爱人张春香在一所小学当教师。她说，老孙是一个很淡定的人，对生活向来都没什么要求，平平淡淡、顺其自然就好。“跟老孙从结婚到现在，我觉得精神上很充实。”
“我曾一度对老孙很有意见，总是工作、工作，家务事都不管。生病了，要他在家好好养着，也不听，坚持要上班。”往事一件件涌上张春香的心头———女儿从小到大每次生病时，作为父亲的孙炎明几乎没有一次在身边。“女儿得了急性肺炎，你侦查杀人案去了；女儿半夜高烧不退，你值班离不开岗位；女儿得了急性肝炎，你去江苏出差了……”
听着爱人的“埋怨”，孙炎明只是微笑。张春香说：“现在我也明白了，工作着他才快乐，也是工作帮助他战胜病魔的。”
有一次家里有事，我工作忙没有空，就让年幼的女儿到外面去把爱人找回来办事，但女儿一出去到晚上很晚还没回来。我着急了，又和爱人到处找女儿，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儿，我心疼得流下了眼泪。
前段时间，爱人生病动了手术，身体很虚弱。我第一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一刻不离地守在她身边。“除了出去打饭离开十来分钟，我都和爱人在一起。这是我们两人结婚以来，最长的一次。”
什么是幸福？我女儿说，人最大的幸福是“有人爱、有事做、有理想，爸爸做到了！”你看看，我的女儿今年23岁，在复旦大学读博士。你说，我还有什么遗憾呢？我什么都已准备好了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快乐工作，快乐生活，奉献自我，不留遗憾。
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。在聆听和记录中，记者感受到了组织、家庭给孙炎明的细致关心和强大支持，更是感受到了孙炎明那种对生活的淡定、对工作的坚守，以及对自己生命的那份固执！东阳市委常委、公安局长俞流江感慨地说：“孙炎明身上折射的是新时期忠诚、奉献的警察精神。他也是我们身边每一位警察的一把精神尺子！”
现任所长何一平介绍说，孙炎明患病后，面对执拗要来上班的老孙，所里几次要给他换岗，孙炎明却一再婉拒：“我喜欢现在管教的工作岗位，晚上夜班也没关系，反正睡不着，多一双眼睛盯着，监区就多一份安全。”如今，孙炎明跟其他民警一样，主管着两个监室，还协管着两个监室。在看守所工作10年来，他分管和协管的监室从没发生过安全事故。他分管的两个监室在看守所保持着“两个最好”：在押人员秩序最好，教育改造效果最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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